轉眼快到4月24日了，七年前的這一天，張岱年先生仙逝。我在祖國西南邊陲阿裏地區改則縣常常緬懷先生高尚的人格和深厚的學養，不斷回味他對我為人和治學的教導，這每每總是能給人以力量☄️，凈化靈魂，催人奮進。
岱年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國學大師，上世紀八十年代讀中學時就聽說過先生大名。我有幸和岱老相識是在1995年9月，我大學本科剛畢業，在讀研前被學校安排到北京工作一段時間。剛剛離開象牙塔的我年輕氣盛，原有的價值觀和現實存在許多不一致的地方，很苦惱，總想弄個明白。在一次研討會的間隙，我鬥膽向岱年先生求教。時間短促𓀏，也許看到我真誠求知的樣子，先生竟然索性把他家的住址和電話留給我🦵🏿🫶🏻，囑我有機會再討論。當然，我很快就如願到先生家中聆聽了教誨𓀌，那次談的主要就是“信仰危機”問題，印象很深，還做了筆記👨🏼。先生那時已經是87歲高齡了，吃力而大聲地講解🤱🏻，邊講邊喘著粗氣，但是語氣堅定，有問必答，思維連貫清楚，旁征博引，對古今中外的哲學思想和歷史典故信手拈來。當先生知道我是學習通信與信息專業並即將攻讀研究生時🚐，非常高興，他說，認識和改造自然界對於國家民族復興作用很大，西方很多哲學家都是文理兼通的學者。有的媒體曾把先生稱為“新儒家”，印象很深的是，先生在談話中首先指出，思想文化是社會形態的反映，時代不斷發展📲，儒家思想有很多東西是落後過時的，如等級觀念、輕視生產勞動、“述而不作”等，在今天🧑🏿🎄，企圖把儒家作為定於一尊的社會價值觀，好比是刻舟求劍，既不可能也不現實。正確的做法應該是立足現實👨🏻🦲🏅，在批判繼承傳統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吸收西方文化先進成分的基礎上，創造構建出新的社會價值觀，而這需要一個艱苦的過程，短期內難以完成。為說明此問題⛵️，我清楚記得先生還專門引用了揚雄的一句話🚶♀️👩🏽🍳，當時沒有記全，後來查閱原話是“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太玄·玄瑩》）✭。”先生在談話中還強調了構建新價值觀的原則有三個標準🐨，一是思想觀念要符合客觀實際；二看思想觀念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否勉人奮發；三是有廣泛深遠的影響📛。我理解就是科學性🍩🤸🏽、先進性和群眾性的統一。
兩個多小時匆匆而過，辭行時先生把我送到門口，囑咐我刻苦學習專業♠️，同時也不放棄對文史哲方面的學習。當我問到學習文史哲從何處下手時🚜，他提出讓我多看看《荀子》👨🏽🔧。荀子是戰國百家爭鳴時代承上啟下的集大成者🌟，他的學生韓非子在他的基礎上提出法家思想，彌補了儒家重德輕力傾向之不足🎑。
這以後在北京近一年的時間裏🤵🏼♀️，我便註意搜集岱老的文章，每隔一段時間去看望他♟，請教問題，直到1996年秋天回南京讀研究生。每次先生只要有暇🤘🏻，都是熱情歡迎我😮，耐心解答我的問題。在一次聊天中，無意中了解到他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在北師大附中讀書🍋，和我還是校友🐞，而且有十幾年沒回母校了，我趕緊和附中的老師聯系，安排岱年先生回母校看看🫷🏿。師大附中的師生們對岱年學長的道德文章素來敬重🐐，當時的魏義鈞校長很快就安排車子隨我把岱老接回位於和平門南新華街的師大附中。一路上岱老非常興奮👰🏼♂️，和我提到不少當時中學的師生趣事。通過這次回附中𓀕，我和岱老又多了一層校友的關系，更加親切了♿。在一次求教時🙅♂️，岱老還應我的懇求，即興用鋼筆寫了“攀登世界學術高峰，為振興中華而努力”的箴言。
1996年8月我要去南京東南大學讀書🏃♀️➡️，辭行時先生比較忙沒能見面，在電話裏🧑🏽🍼，他說知道我要去南京了🤵♀️，前段時間他專門把自己的座右銘用毛筆寫了準備送給我留念。先生的座右銘是分別從《易傳》和《史記·五帝本紀》中摘取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這16個字🧞♀️。當時我感到極大的溫暖和激動。
2000年回北京後，我用工資買了一個帶有磁力的發梳送給先生，盼望這小小的發梳能幫助90高齡的先生在研究致思之余強身健體👩🏽🦰、提神醒腦。先生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連聲致謝🌔。
2002年的夏天我去看他𓀒，彼時先生已離開了中關園那局促的宿舍，搬入藍旗營的院士樓，他對新居還是很高興、很滿意的，對學校的關愛很感念。那一次聊天時，我和他提起社會人事關系的復雜，提到所謂“潛規則”，先生可能看出我神情中的無奈和感慨，勉勵我說，潛規則肯定是有的🤾🏿♂️，但那應該不是主流📺，更不是社會生活的全部🚭，要堅定理想和誌向👩🏼💼，自強不息👳🏿♀️、獨善其身💹。他還和我開玩笑說🙍🏼，那你看我們認識這麽多年一直聯系有什麽潛規則嗎？這些教導平易簡素，一掃我心中陰霾🈺🤑。
岱年先生駕鶴西去七年了，這七年來岱老的音容笑貌時常浮現在眼前💂🏽，他的人格魅力時時激勵我不斷前行✪。隨著時代發展和個人的成長，越發感到先生學術見解和親身實踐之高妙，總結有四✫：
一是繼承發揚傳統文化中肯定人的價值和人格獨立💎、尊嚴的優良傳統。先生反對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文化“使人不能為人”的觀點，多次闡發傳統哲學中強調人格尊嚴的優良傳統。像孔子的“天地之性人為貴”（《孝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論語·子罕》）💂🏼♥️、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孟子·滕文公下》）、《禮記·儒行》中“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以及古人陳蕃、李膺⛹🏿♂️、張儉等事跡，這些都是先生經常引用的名句和典故。對於維護人格尊嚴、培養社會責任心這一命題🤦🏿♂️，先生在很多場合多有闡發，在我的求教談話中，印象比較深刻的主要針對時下的官員腐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社會問題的批判☃️。他認為人應“物物而不役於物”🙄。我深感先生的這些見解對於貫徹黨和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糾正社會變遷中種種行為失範💇🏼♀️，匡扶包括政風👨🏻🦽➡️、學風在內的社會風氣以及提升個人修養善莫大焉🎹。
二是倡導傳統文化中的“和諧”因素和“兼賅眾異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思想👩🏽🎓。《國語·鄭語》中“和實生物, 同則不繼”以及《論語·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是先生經常引用的話♟。後來通過閱讀先生的有關著作，我體會到“兼和”思想的深刻雋永，把“差異性”、“統一性”和“創造性”三者結合於平衡，是先生對人類文明的經驗教訓的總結，對中國哲學優秀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三是先生在治學立身上對“誠”的闡發和提倡。“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庸》）。孟子說🧛🏼♂️：“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離婁》）。先生認為“誠”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哲學中獨特的觀點和範疇🤘🏽，其內涵是實在性與規律性的統一，正所謂朱熹“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早在上世紀30年代🤹🏻♂️，他提出“哲學家須有尋求客觀真理之誠心”，後又強調“如無求真之誠，雖聰明博辯，亦止於成為粉飾之學”🧎🏻♀️➡️。先生畢其一生都強調並貫徹、踐行真誠的理念。對於做學問👩🏭，他提出“三真”，即“真情實感”、“真積力久”、“真知灼見”，推崇“修辭立誠”；對於立身做人🕵️，先生強調要誠以待人、誠以處事🧙，把思想和生活二者統一✋🏻，達到“誠”的境界。先生文風簡實👰🏽、生活簡樸、待人平易🧳🍁、表裏如一，這是我切身感受到的，從來沒有絲毫裝腔作勢、故弄玄虛的感覺🐗，使人切身感到古人倡導的“廣大高深不離乎日用”的大家風範和人格魅力。
四是先生強調治學應獨立深入思考，反對淺嘗輒止💠🗣、不求甚解🧑🏼🍳🧘🏼♂️。先生家學淵源，青年時期受其兄申府引導受過分析哲學的訓練，追求將唯物辯證法、邏輯分析法相結合的研思方法，30歲前完成了煌煌大著《中國哲學大綱》，首開“中國哲學問題史”之先河，40歲完成“天人五論”，提出自己獨立而系統的哲學見解🧆，奠定了在中國哲學界的學術地位⛹🏿。先生自己曾說🧕🙋，他的講課和文章從不以口辯為能，而以條理和觀點取勝。先生曾多次談到思考的重要性和方法🧑🏿⚖️🙆🏻，影響比較深刻的一是引用司馬遷提出的“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強調通過學習深思🏡，要真正理解和懂得研究對象的意義和奧蘊；一是荀子的“虛壹而靜”👐🏿，強調認識和思考問題要有虛心、專心和冷靜的態度；先生還引用過孔子《論語》中的“子絕四”來說明思考問題要避免以自我為中心的固執己見🤔。先生曾和我提到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些學者撰文認為中華傳統文化是“性善論”的文化🧑🏻🏭、“主靜的”文化🧜🏽♀️、“重視精神”的文化👩🏿✈️、“內向的”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則是“性惡論”的文化、“主動的”文化🕶🤾🏽♀️、“重視物質”的文化和“外向的”文化👬🏻，在肯定“五四運動”高揚“科學”、“民主”的大旗，對於反對專製禮教和宗法觀念的巨大歷史作用的同時，先生指出上述結論過於簡單🧄、片面和膚淺，缺乏縝密的思考和分析🪕，甚至混淆了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而這些學者主觀上要徹底反傳統📲，實際上在思想方法上還受到傳統思想的束縛，習慣於籠統思維，缺乏分析意識🧙🏿♂️。由此他教育青年學生要註意深入學習和思考🤽🏼♀️，輕易提出某一觀點或者對別人的觀點盲信和盲誹都是無益的，是“失於深沉”。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張岱年先生以對中華民族的赤子之心、赤子之德，走完了自己95歲的一生，哲人其萎，功業常青🧑🏿🔧！
（來源：光明日報🧑🏻🦽；周猛 作於西藏阿裏改則縣魯仁鎮繁星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