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目的在於塑造有文化教養的人。亞理士多德認為，教育不僅僅在於完成一種職業訓練，更在於使人擺脫“卑陋”的習性，提升德行和操修，追求善的生活。現代文學先驅洪堡認為，“人的真正目的，是使自身的各種力量構成一個最崇高最和諧的整體”。現代教育越來越專業化，知識體系的劃分日益復雜紛繁，許多學校開始變
成技術人才的短期培訓基地，受教育者的知、情、意或德、智、體往往很難得到和諧全面的發展，特別是人的心性和德行培養往往被忽略。正是基於這種情況，劍橋大學斯諾爵士撰寫的《兩種文化》一書指出科學技術教育壓倒了人文教育，導致人文教育的危機。於是，學者們紛紛倡導“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以補充專門教育或技術教育的不足，著重培養學生的公共美德。
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認為，“潛心古典學問是成為有教養的學人的唯一途經。”經典文化是人類精神、智慧和知識的精華。《文心雕龍·宗經篇》說：“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經書”，便是涵蘊常理常道，教導人生常則常行的書。經典確立的是我們任何時候都應遵循的常道、常理、常識和常法，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經典告訴我們生活的基本意義和人生應積極追求的價值。今天，我們教育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恰恰就是我們遠離了基本的常道、常理、常法，比如誠信、公正、善良、寬容、無私、勇敢等。從魯迅那代人開始就把提升一個民族的精神作為知識分子奮鬥的基本目標，到今天，必須承認我們還需要繼續他們的工作。
倡導經典訓練並非是回到舊式的教育禁錮中去，而是要我們不要因實用和功利的現實需要而放棄民族乃至整個人類的文化精髓，忘記教育首先是“教化”。朱自清認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用作家巴金的話說，就是用我們豐富的文化寶庫，教育我們，鼓勵我們，要我們變得更好，更純潔，更善良，對別人更有用。提升人格，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是文學經典教育的基本目的和傳統。現在的學生容易盲目地追求工具理性，把一技之長和社會實用性的知識看作是學習的全部，忽視內心情感和德行的培育，無法調整心靈的失衡、焦慮和痛苦，難以應對社會和人生中的各種困境。在許多學生看來，只要外語、計算機和專業知識學好了，似乎就能解決一切問題。連中文系的大學生也會經常問老師：學習《詩經》、《楚辭》有什麽用？背那麽多唐詩宋詞幹什麽？或許，它們對於我們當下找工作確實幫不上什麽忙。可是，當我們在人生中碰到不幸、挫折時，面臨公與私、義與利、榮與辱、生與死的取舍時，電腦會提供答案嗎？機器能解決問題嗎？但文化經典卻會告訴我們該如何去做。作家白先勇說得好：“要說文學經典有用，可以說，它是一個民族心靈的投射、一個根源。如果中華民族沒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們這個民族將多麽蒼白；如果沒有福克納的小說，美國的精神文化就缺了一個大角；英國若少了莎士比亞，簡直不可思議。……文學經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有了文學的教育，一個民族、一個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看過、看通、看透《紅樓夢》的人，的確要比沒有看過《紅樓夢》的人高出一截。……文學教人懂得欣賞美。如何看夕陽，如何看月亮，如何看花開花落，潮來潮往？什麽是‘淚眼問花花不語’，什麽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教人如何用詩人的‘眼睛’去看大千世界。”科學、技術只能解決“真”的問題，“美”和“善”的問題還需要藝術和倫理、哲學等其他人文社會知識和修養。托爾斯泰早就講過：科學是另一回事，它不能給我們人生中的大問題提供答案，這個大問題就是我們應該做什麽，應該怎樣生活。科學只能提供給我們一種手段，手段不能代替人生幸福和生活意義等目的，就如金錢只是我們走向幸福的橋梁一樣，人不能棲息在橋上。忘卻了經典的人往往南轅北轍，在流行歌曲、肥皂劇和各種流行文化中去尋找精神慰藉，除了得到暫時的發泄外，極易成為商業文化的俘虜。雖然文學有製造快樂的功用，但偉大的作品通過快樂要教會人們什麽是真正的美；文學有宣泄人情感的功用，但偉大的作品凈化我們的情感，告訴我們什麽是真正的善。
經典不是遠離我們的歷史教條，倡導經典教育更不是文化保守主義。經典使人深邃而卓越，它們維系著人類文化的命脈，是點燃人類高貴精神的火種。經典是活的，經典的價值在於可以無限地產生新的價值，不斷為今人的困境提供啟示，為我們確立生活的楷模和意義。著名學者吳宓概括了經典教育的作用：涵養心性，培植道德，通曉人性，諳悉世事，表現國民性，增長愛國心。我們不要因實用價值而拋棄了精神價值，不要用急功近利之心取代“希聖希賢”之誌，人不是工具，不是社會機器上的零件，應該把自己塑造成為一個“具有德性而非甘於卑俗的人，追求真知而非聽命於意見擺布的人，踐行倫理而非恣意而為的人，能夠面對世間那些根本的沖突，擔負自己的言論和行動的後果的人，而不是尋覓教條的避難所來推卸和逃避責任的人”。 （新聞來源：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