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光
談論科研體製問題是一個敏感話題。因為這個問題涉及到很多方面，至少與文化、政治體製、行政體製以及歷史沉積問題直接或者間接相關。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個體研究人員，似乎在沒有占有大量資料和整體狀況的前提下，談論這個話題，有些欠妥。
但是，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裏，筆者還是參與和獨自承擔了一些課題，這些課題有國家重大規劃，有國家級重點課題，也有部委級的，當然，更多的是一些小課題。其中有一些課題在過去的20年時間內一直與美國有直接的或者間接的聯系。在這些課題研究中，我還是積累了一些感受。
體製差異
這些年來，填了很多表格，寫了很多簡歷和總結，都是在應付各種對研究人員的評議。就像我前面說的，自然而然就將自己參與的課題研究歸納於某個行政級別，級別低了，就顯得自己很不“厲害”。有時，真想把自己的合作項目稱作國際級的。有時，甚至開玩笑說，什麽時候拿一個聯合國的課題，那才叫厲害呢。
前幾天，一個地方大學聘請我做教授，要求填的表格中充分體現了級別的重要，所有的課題都要註明是否是“局級或者以上”的。我沒有填過幹部提升表格，那種表格我想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美國的課題研究經費超過半數——大約55%由聯邦政府直接撥款給NASA，其余的經費都劃撥到NSF（國家科學基金會）。所有的科研人員，當然大多數是大學教授，都有資格申請。申請過程是非常嚴格的。填寫申請表，由所在大學遞交研究人員的身份和資歷，尤其是過去的研究成果，這非常重要。但是，所有的申請表都是一視同仁的。這些申請表都會被評委以同樣標準經過同樣的評審程序。
據我所知，申請人的大學或者單位，行政級別以及年齡不是主要因素，過去的研究成果是主要評審標準。我認識的密歇根大學的一位教授，和他合作大約有20年了，現在他已經70多歲，但是，去年拿到兩個NSF課題，共計180萬美元。他和我說他拿到接近200萬美元的課題時，我覺得他在吹牛，到NSF網上查看了一下，確實沒錯。
美國的課題為何會給一個普通的大學教授，而且是沒有任何“長”的頭銜的大學教授呢？就是因為他在這個領域中具有重大的影響。這個影響不是哪個領導給他的評價或者什麽獎狀，事實上，這個老教授一生沒有拿過獎，當然也沒有什麽“特殊津貼”之類的東西。對他的評價主要來自同行評議（Peer Review）和他的文章中觀點以及成果的被引用頻率。他不僅沒有任何行政頭銜，而且一生都是在簽約中進行教學和研究工作的。他畢業於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幹了10多年後，簽約到美國西北大學醫學院生物醫學傳播研究中心作研究，前幾年，密歇根大學看上他，特意跑到西北大學去做動員，他被感動，簽約去了密歇根大學。奧巴馬就職儀式前，特意寫信邀請他參加就職儀式。但是，這種“榮譽”並沒有使得他獲得什麽被提升的資歷，甚至連榮譽地位都沒有。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影響他獲得課題經費，給予他課題經費也並不與他參加了美國總統的就職儀式有關，因為申請經費在前。
美國研究的持續性是保證其質量的主要因素，不以人的職位和工作單位的變換而變換課題主要研究人員。也就是說，長期從事某一個領域的人即使換了居住的城市和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在同行評議中，仍然普遍被認為是有研究能力和影響的，仍然可以承擔同樣的課題，不能因為行政管理範圍的變化而導致課題的變換。這就保證了研究的持續性。即使年齡已經很大，但身體情況還很好，學術活動仍然還活躍，就一定會首先考慮由他來承擔。
中國似乎行政管理決定了課題發展方向，行政管理機構的主導思想對科學研究好像影響很大。一個人即使在某個領域已經很有影響，而且還很年輕，但是，只要你離開了原來承擔課題的單位，就沒有資格再承擔課題了。課題一定會被留在原來的單位。即使這個單位並沒有研究能力和研究隊伍，學術積累也不堅實。
離開了單位，原來的課題也就不能做了。這不僅僅是行政管理和經費管理的問題，還有文化上的問題。中國幾乎所有的單位都有“外來的和尚會念經”的思想。非常奇怪的是，自己單位的人即使再能幹，自己的領導也瞧不起你，所有的外來人都是厲害的。
研究的行政化管理導致許多違背科學研究本質和規律的現象出現。首先，研究機構本身也是行政機構或者具備行政職能的研究機構，管理著經費，同時也就控製著研究結果的發布權和數據的所有權。由於發布機構的行政影響力，這些研究機構具備了對數據的解釋權和所有權。我在前幾年做完的課題，課題發布部門不斷警告我不能隨意發布數據。但是，辛辛苦苦的調查結果卻無聲無息地不知到什麽地方去了。研究結果不能形成學術圈的共享和評議，而成為課題發放部門專有的、可以隨意處置的東西。
其次，課題研究過程受到經費發放部門“指引”和“引導”，調查結果必須與課題發放人需要的結果相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會受到指責，甚至嘲諷。每次申請課題和做課題時的辛苦被經費控製人的打擊而變成了辛酸和失望。中國的科研體製不改革，中國科學沒有希望。
文化差異
我還拿那個我熟悉的老教授做案例分析。他的學術地位和取得的成就足以使他指手畫腳指揮別人做事，至少指揮自己的學生做事了。但是，自從20年前我認識他，他就是自己做事。所有的課題設計、計劃設計一直到數據分析，以及調查報告的最後撰寫，都是他自己做。關於這一點，我和他進行過探討。他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也很難理解。他說，承擔了課題就是要自己幹啊！這不是正常的嗎？常年和他合作的就是一個助手。很難想象，他承擔著那麽大的課題，但就是在一個狹小的辦公室裏進行研究。
他曾經擔任芝加哥科學院副院長。在此期間，芝加哥科學院認為，應該做一點事情增強公眾的環境意識，他和他的同事們就積極策劃，通過聯邦政府、州政府、基金會以及個人捐款，在密歇根湖旁邊建立了“自然館”（Museum of Nature）。這個館通過自然物品的展示講述了芝加哥城市在歷史的變遷中的環境變化，告訴人們人類腳下的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以及人們生活家庭環境中細菌的分布。更讓人驚嘆的是，他們僅僅通過一個水池就將密歇根湖水質的管理講述得清清楚楚，讓人知道政府花了納稅人2000億美金帶給這個城市居民的優質飲水與中水的作用。
由於我與他比較熟悉，有時就鬥膽問他一些比較私密的問題。我曾經問他是否認為自己應該擔任一些“大官”，以便更好地進行研究。他看了看我說，我只能作研究，其他的我不能做。而且研究我也僅僅懂得自己範圍的這些東西。
我身邊的博士和教授們似乎沒有願意放棄當官機會的人。我一直在想，中國古語中的“高車駟馬，衣錦歸鄉”的教訓在今天仍然具有強烈的影響力。事實似乎也確實是這樣，一個帶“長”的研究人員拿到大課題的機會遠遠高於沒有“長”的人。前幾日有報道說，中國的課題有70%掌握在“長”的手中。我覺得這個比例還有點保守。是否掌握在“長”的手中不是關鍵問題，最重要的是，“長”拿到課題後就層層承包，到了交課題的時候拿不出來，就只好造假、剽竊，能夠交上一個質量不高的還是算不錯的。
這種現象正應了郝柏林先生的形容：“逼、供、信。”研究人員被“逼”交成果，但是拿不出來就“供”假，管理部門就“信”。最近幾年這樣的造假的“研究成果”已經很多了，引起了公眾的不滿和反感，也大大損害了科學家的聲望，同時也影響了科學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最近我作的一系列調查結果已經明確地顯示了這一點。最近的一個調查結果顯示，70%的公眾認為“專家”的權威性在下降。我們研究人員在自毀長城。
評價體系差異
去年，與我長期合作的一位教授在密歇根大學內調整到其本人所在學校的社會科學研究所。我接到這個研究所的來信，要我對這位老教授進行一個評估，主要評估他在中國的影響，一共提出了十多個問題。在評估方案介紹中，我知道這個評估不僅有美國國內學者對他的評估，還有歐洲和中國學者的評估。只有經過評估，這個研究所才能決定是否接納他。美國對科研人員的評價之嚴格令人驚訝。
在過去的幾年時間內，我擔任了幾個國家級或者部級（請原諒還是離不開級別）的評獎。在評獎的過程中，明顯感覺到在評獎過程中人的因素。最終評獎過程是非常嚴格的，也是客觀的。但是，依靠行政管理體系的遴選過程導致評選最後的結果不會十分公正。我國很多行政部門介入研究過程，通過行政體系的推選一定會帶有主觀性和偏移。
美國Science雜誌亞洲主編Richard Stone在中國演講時說，他認為中國的同行評議缺乏甚至是沒有的。作為一個外國人可能在用美國的標準衡量中國的同行評議，當然很不夠。
我認為，中國學者中盡管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學位和頭銜，甚至很多人是從國外留學回來，但是，在評價他人成果的時候居然認老鄉和同學，甚至曾經在一起做過什麽事情，也成了認同要素。他們將這些文化因素構成的身份歸於自己的“圈子”，這種人情圈子也成了評價的標準。在職稱評定和成果鑒定的時候，這些文化因素同樣起作用。在不合理的“一票否決製”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被冤枉的，有多少人的“假貨”得到認可。即使是在院士的確定過程中，這種文化因素也不可避免。
科學家首先是社會的人，然後才是從事特殊領域工作的人。科學家團體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出現和發展起來的，必定要受到社會文化和管理體製的影響。中國科技人員是在歷史上受到各種社會運動影響最大的群體，這個群體的行為模式不可避免地殘留著歷史的痕跡。但是，這些都不是原諒自己的理由。中國需要科學。中國需要科學家。中國需要能夠真正為國家和納稅人作貢獻的科學家。（新聞來源：科學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