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有關文憑造假的事件頻頻發生。2009年，遼寧大學的一位副校長和西南交通大學的一位副校長因論文抄襲被媒體曝光。2010年，“打工皇帝”唐駿被發現其博士文憑屬假貨。今年6月，北京市公安機關又破獲了一系列假洋文憑案件，涉及全國200多家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
這些事件以及涉及的各色人物招致一致譴責。在責罵聲中，我們還必須找出問題的根源所在。沒錯，這些高管可能愛慕虛榮；也可能想利用文憑獲得更高的薪酬。可是，他們中的大多數為什麽選擇了國外的文憑，而不是國內的文憑？
國內文憑造假的成本雖然低，但是被戳穿的幾率也大得多，而國外文憑要鑒別真假就不是那麽容易了。這個解釋有沒有道理？肯定有，不過它不是最全面的解釋。在洋文憑造假的背後，還隱藏著另外一個政府官員和高校管理者羞於啟齒的現實，那就是中國的高等教育文憑不如國外的文憑值錢。這不是崇洋媚外的問題，而是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反省和改進的問題。
博士教育最能說明問題。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2010年的博士畢業生已超過11萬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培養的博士在研究能力上與國外大學的博士還有著很大的差距。是什麽原因讓我們的學生質量不如別人呢？
首先，全國統一入學考試雖然有助於減少招生腐敗，卻剝奪了各個院系獨立和全面考核申請人的權力，結果是考分高的學生並不一定是最有學術潛力的學生。其次，一個月幾百元的生活補助不能維持基本的溫飽，怎麽可能希望我們的博士生天天泡在圖書館廢寢忘食，尤其是那些已經有了家庭負擔的博士生？
第三，以導師為核心的招生和培養製度不僅滋長了學術腐敗，而且也限製了學術創新。一個博導幾乎壟斷了他名下的博士生從入學考試到畢業的全部過程，學術的權力尋租相應而生。學生通過送禮請客可以順利應付一系列考核，而老師可以心安理得地成為學生獨立撰寫論文的第一或第二作者。同時，一旦投靠了某個“師門”，鑒於“門第”觀念和“師道尊嚴”，學生往往只能上幾門“師傅”開的課，不能博采眾長，也不敢在學術上對自己的導師提出挑戰。此外，一個導師門下少則五六個，多則幾十個學生，幾乎不可能細心輔導每個學生。雖然教育也要講規模效應，但是在最高層次的學術人才培養上，最重要的是質量。
第四，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已經成了提高博士教育質量的嚴重阻礙。在職讀博本身無可厚非。然而，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在職讀博已經變成了很多政府官員、高校的行政管理人員、有錢人士改頭換面的重要渠道。在職讀博已經成了錢權交易而不是學術深造的代名詞。同時，許多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院系降低學術門檻，以便自己的老師能順利拿到博士學位。諸如此類的在職讀博，又怎麽可能培養出高層次的人才？
事實上，這些通過錢權交易或者內部師資優化而獲得的博士學位，與那些造假文憑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只不過一個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一個是在各種遮羞布掩蓋下的不道德的交易。
無論是論文抄襲還是洋文憑造假，維護“象牙塔”尊嚴的學術道德正在中國逐漸淪喪。中國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正面臨一場嚴重危機。怎樣才能擺脫危機呢？
中國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學術“打黑”；中國不僅需要食品安全，也需要學術安全。我們還需要改革中國現有的高等教育製度。然而，千萬不要沖動地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高等教育的主管機構。這些問題不是一個或幾個部委能夠解決的。從根本上來講，學術和教育改革是一個涉及全局的系統工程。等到哪天我們都按規則辦事，而不是按照關系或特權來辦事，中國的學術和教育才有希望。（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新聞來源：經濟觀察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