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內花500億新臺幣補助臺灣重點高校，結果會怎樣？
臺灣學術界交出了這樣的答卷：與沒有補助前的5年相比，受補助大學在核心期刊《自然》、《科學》上發表的論文數量僅僅多了兩篇。
今年5月初，《中國時報》對此發表系列報道，細數臺灣學界在此項大手筆計劃下的種種表現，指出該計劃“造成各大學忙著生產論文，教授及學生變成機器，大學喪失了原本該有的多元功能”。報道還援引臺灣高等教育評鑒中心的評論，指出在巨額補助之下，大學論文數量劇增，但論文質量不高，被引用率偏低。
這項被俗稱為“5年500億”的計劃，自2006年起實施。按照計劃，臺灣當局每5年撥款500億新臺幣補助一些在政府評估中勝出的高校。今年4月初，第2期補助資金剛剛投放給12所大學。
盡管臺灣教育當局旋即出面辟謠稱，《中國時報》的報道是“誤解”了相關數據，但針對“5年500億”的非議仍然鋪天蓋地湧來。
畢業於臺灣新竹清華大學，2002年經“百人計劃”引進北京清華大學任教的教授程曜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指出，“5年500億”計劃在某程度上是受中國大陸“985工程”的啟發。“當看到大陸增加投入之後，重點大學的論文發表數目激增，臺灣也開始砸錢。”
而眼下，臺灣的科研也面臨著與中國大陸相似的問題：論文數量多卻質量低下。“大陸的論文數量應該在幾年內就會超過美國了，可實際上我們並沒有能力去改變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程曜頗為憂慮地說。
在“5年500億”的帶動之下，急功近利的氛圍蔓延整個臺灣學術界
在程曜的眼中，臺灣的“5年500億”計劃與大陸的“985工程”有一個共同特點——迷戀“對數字的控製”，強調“目標明確，可以檢驗”。
在2006年首次投入資金之前，臺灣教育當局就為“5年500億”設立了一個清晰的目標——令臺灣10年內至少有1所大學進入“全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名”，5年內至少有10個研究中心成為“世界一流”。
為了保證目標的實現，臺灣教育當局設立了一整套評估指標，考核大學“科研績效”、“基礎建設”、“經營管理”的成效。所有希望在“5年500億”中分一杯羹的高校都必須接受評估，在受資助期間，評估也分階段進行，一旦評估不達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
在臺灣大學博士班二年級的學生謝宜桓看來，“5年500億”就是讓拿到錢的學校去完成政府設立的目標。5年前，謝宜桓親眼看著得到最多補助的臺灣大學開始以“前進百大”的目標而努力：教室逐步電子化了，圖書館新增了電子數據庫，短期出國交流的項目變多了，學校還聘請了一批新老師。在2008年的“八十”校慶之余，臺灣大學還明確打出了“八十臺大，前進百大”的口號。
2009年，臺灣大學首次進入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世界大學排名》的“百大”之列，位居95名，這被臺灣教育當局與臺大校方認為標誌著“5年500億”目標的實現。
然而很快有臺灣學者指出，在同年上海交通大學所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中，臺灣大學僅僅排在第150名。
“誰能告訴納稅人，百大到底以哪個單位的指針為準？”臺灣南華大學社會所專任助理薛淑美認為，“前進百大”很可能只是一場數字遊戲，因為世界上沒有哪一所名校能“在5年之內完成其學術功業”。
在臺灣新竹清華大學教授彭明輝看來，“前進百大”的遊戲不僅沒有扶植“學術功業”，反而帶來嚴重的惡果：它通過強調“3I”與論文數量的“科研績效”評估，加速了臺灣“學術文化之淪喪”。
“3I”是SCI、SSCI、A&HCI的簡稱，具體指代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數據庫、藝術與人文引文索引數據庫。根據臺灣教育當局2005年公布的“5年500億”計劃書，發表在這些數據庫的論文數量是評估一個大學“科研績效”的重要指標。
臺灣政治大學教授周祝瑛在接受中國青年報采訪時解釋說，這樣的指標自上而下地增加了大學教授發表論文的壓力——學校為了有漂亮的“成績”，把教授們發表論文的數量和職稱掛鉤。助理教授、副教授和教授，都有不同的論文數量要求。
“5年500億用SCI、SSCI綁架了所有優秀的學者，”彭明輝在其博客中指出，“我們有的是一流人才、二流文化、三流製度。”
彭明輝發現，“5年500億”的效應之下，“只問業績、不論手段”逐漸成為新竹清華大學的主流。
“尤有甚者，以不當手段被封為講座教授、特聘教授的人，開始公開表示5年500億是他們爭取到的，有權利分到比較多的資源。” 彭明輝在博客中寫道。
周祝瑛還進一步發現，雖然在臺灣150所高校中，只有二三十所著名高校去爭取“5年500億”的補助，但這一計劃的評估模式卻有“帶動作用”，影響到全臺灣的高等教育。
周祝瑛感覺，在“5年500億”的帶動之下，急功近利的氛圍蔓延整個臺灣學術界。
大學成為養雞場，教師忙著下金蛋
在周祝瑛的記憶中，其實早於2003年，臺灣學者對論文的態度已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
那一年，臺灣教育當局首次采用“3I”等指標考評各大高校的學術表現。一向偏愛寫專題書的周祝瑛發現，她申請的課題變得難以通過審批。由於擔心得不到研究補助，她只好調整自己的“遊戲規則”。
“大家都這樣玩，那我只好也去寫論文。有了幾篇發表在SSCI上面的東西，就比較好辦了。”周祝瑛說。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彭明輝也認為，臺灣學術文化的“淪喪”是逐漸累積的，但“5年500億”卻快速催化了這個過程。
為了輕松應對“5年500”的指標，一些大學教授開始投機取巧，專挑符合“3I”標準，但影響力較低的期刊發表論文。
4月28日，在題為《亡臺從5年500億開始》的博文中，彭明輝更加深入地披露了他身邊的大學教授如何發展各自的“論文產業”。
彭明輝介紹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一稿多投”。例如，材料系的教授會把同一套實驗方法應用在五六種性質相近的材料上，再把實驗結果寫成題目與正文乍看都不相同的論文，同時投寄給不同的期刊。
“更厲害”的教授則招收大量研究生，在自己所指導的研究生論文上“掛名”。相熟的學者“互相掛名”也是家常便飯。
在這樣的“論文產業”中，研究生也成為了“福特汽車式論文生產線”的重要一環，基本學術能力的培養反而被忽視。 彭明輝說，在一個教授手下，碩士生往往先指導本科生做實驗，然後把實驗結果的一部分當作自己的碩士論文成果，碩士生上面的博士生又再次利用同樣的研究成果發表論文，輕松畢業，最後教授就可以在碩士生與博士生的論文中“掛名”。
這些快速累積論文數量的捷徑還催生了臺灣校園裏的一個新群體——“學閥”。“‘學閥’可能在這個領域裏頭耕耘不是很久，但是發論文比較多，很快就出頭了。這有點像軍閥，是負面的。”周祝瑛說。
一些位高權重的大學校長也加入這場討論。眾多臺灣高校校長出面抨擊“5年500億”使大學變成“論文機器”，臺灣世新大學校長賴鼎銘更諷刺地把高等學府比作“養雞場”。
“大學成為了養雞場，大學教師成為幫政府下蛋的金雞，卻無暇帶小雞。”5月26日，賴鼎銘在參與臺灣“立法院”有關高校評估機製的公聽會時說，臺灣教育當局過分重視“金蛋”一樣的論文。
面對這樣的情況，臺灣教育當局也不得不出面幹預。
5月5月，臺灣“教育部”次長林聰明明確表示，接受第2期“5年500億”補助的高校必須杜絕“互相取巧”的現象，“若無實質貢獻，不能互相掛名”，否則不排除嚴懲。
但在彭明輝看來，學術風氣的淪喪難以挽回，他在自己的新竹清華校園中，再也找不到“明辨是非，破除愚盲，探索社會發展之未來，培育後進，以促進社會之公共福祉”的學術傳統。4月底，55歲的彭明輝向校方提出辭職，原因是“感覺不滿學術風氣的敗壞，但自己無力阻擋”。
什麽才是一流大學
在程曜看來，要推動教育的發展，“錢當然很重要”，但在“砸錢”之前，需要先弄清楚“什麽才是一流大學”。
在這位對大陸和臺灣教育界都頗為了解的學者心中，一流大學的精神是“做引領人類前進的科研，做不為人所喜，可是對未來有益的事情”。
然而在彭明輝與周祝瑛看來，“5年500億”正在迫使臺灣學者做“為人所喜”的研究，這樣的研究不利於臺灣自身的發展。
周祝瑛介紹說，由於SCI、SSCI等索引數據庫主要收錄英語期刊，“偏重美國議題”，將會使越來越少的臺灣學者研究本土問題。
彭明輝也擔心，盲目追求國際排名與國際標準將會逐漸切斷“學術與臺灣社會的關聯”，臺灣的產業競爭力因而被“瓦解”。
為了尋回程曜所說的大學精神，臺灣學者已經開始有所行動。去年10月，作為臺灣政治大學教師會會長的周祝瑛發起了一系列探討大學教育的沙龍。
大學精神是什麽，評估製度下的大學精神怎麽了，什麽是優良的大學教授，大學教授的任務是研究還是教學等都是沙龍的主題。其中的一次沙龍，周祝瑛找來了研發SSCI索引數據庫的美國公司亞洲區負責人對話，希望了解被奉為學術權威的SSCI的真正作用與意義。
周祝瑛還聯系其它高校老師，發起了一場名為“反對獨尊SSCI、找回大學求是精神”的聯合署名活動。目前，該活動已經得到超過1700位臺灣教授的簽名支持。
雖然最新一期“5年500億”計劃已經開始實施，周祝瑛說，聯合署名的教授仍然希望能夠修改其中的評估製度，“調整整個遊戲規則”，甚至希望“這5年做完之後就不要再做了”。
今年5月26日，聯合署名的多位教授出席了臺灣“立法院”的一場公聽會，與臺灣教育當局討論有關高等教育評估製度的條例。
周祝瑛說，她發起這一系列活動是受了雲南大學教授董雲川所著的《找回大學的精神》的影響，希望找回“教自由，學自由，獨立自主，追求真理，培養人才”的大學精神。
而早在這位大學教師之前，臺灣大學的一群學生也在2009年4月發起了一場名為“百大維新”的活動，希望擺脫外界的評鑒指標的局限，自己給自己的大學打一次分。
這場“學生自辦評鑒”的評估指標包括體育場地、社團活動、校園安全、綠色校園、永續環境、通識教育、社會責任等6大項，這些問題“跟學生有關，卻從未被國際指標所提及”。評估過後，這群學生把評估報告交給臺大校方。
今年4月初，在“5年500億”所有受補助高校中，臺灣大學再一次拿到最高補助金額，臺大校長李嗣涔繼而公開表示要“帶領臺大邁向世界前50大”。
回顧兩年前的“百大維新”，臺灣大學本科4年級學生陳乙棋認為，雖然這個活動並沒有根本性地改變臺灣大學的發展方向，但增強了學生對自己大學的認同感。
“一所大學的價值要發揮到淋漓盡致，是要從下而上，然後政府適時地提供資源，讓我們達成這個目標，而不是政府已經設定一個目標，硬塞給你一筆錢，讓你達成這個目標，”陳乙棋說，他並不是不看重排名，但“排名只是一個結果”，在實現排名的過程中，應該是大學所有的成員“共同創造製度、規則和大學的核心價值”。
在程曜看來，雖然“5年500億”讓臺灣學術界變得更加“急躁與急功近利”，但還是有一點積極的影響：“畢竟才5年過去，臺灣就已開始反思。”(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