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物研究專家楊世林有個擔心：在現有的導向下，中國再也不會有年輕人願意去跟天麻和黃連打交道。 楊世林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物研究所所長，這裏是世界上五大藥用植物專業研究機構之一。該所的老科學家徐錦堂被藥農尊稱為“天麻之父”和“黃連之聖”。
經過多年在藥材產區的研究，徐錦堂改變了300多年來人們種植黃連的搭棚遮蔭栽培方法，提高了黃連產量也節約了木材。他還結束了天麻不能人工栽培的歷史，那是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野生天麻資源接近枯竭，醫用天麻出現斷檔。
為了表達感激，從中受惠的陜西和湖北的藥農們分別集資為這位科學家立了塑像。楊世林感慨：徐錦堂先生的成果是“紮根”紮出來的。但令他感到惋惜的是，徐先生一直沒有評上院士，因為他沒有“SCI論文”。
“SCI”是美國科學引文索引的英文縮寫。它收錄了大量的國際學術期刊，在這些期刊上發表的論文統稱為“SCI論文”。20世紀80年代末，我國一些單位將SCI論文引入科研評價體系，以此衡量研究水平。此後，“SCI”成了科學家頭頂一根無形的指揮棒。
楊世林認為，在這根指揮棒下，為我國醫藥事業立下汗馬功勞的徐錦堂先生不僅評不上院士，連教授也評不上，如今評職稱、評獎都是要看SCI論文的。
他說，我國引入SCI評價以後，幾乎沒有人願意像前人那樣去做事。搞藥材栽培的年輕人，不肯和藥農打交道了，只盯著什麽是“時髦的研究”，只關心發表幾篇文章。而長期紮根產區的研究人員，晉升職稱和申請課題都很困難。
對此，楊世林表示“很痛心”。他發現，自己身邊的那些從事藥物研究的年輕博士，在國外留學或工作時明明還在進行新藥研發，回國以後“馬上轉行”，什麽容易發論文就做什麽，並且追求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文章的“點數”直接跟獎金、職稱掛鉤。
他認為，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太低，根源就是當前的評價體系。至少，應該把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有所區分，在不同的評價體系下加以衡量。
中國數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馬誌明一直呼籲，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評價不要“一刀切”。
他說，針對科技評價體系的意見，科學家們年年講，可年年不變。讓一些大學和科研單位，真正結合本地實際，解決工農業生產中遇到的實際問題，不是很好嗎？為什麽一定要追求國外的SCI呢？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運泰說，中國論文數量大增，成了這方面的“大國”。自己不贊成有人所說的“都是垃圾”。但不可否認，垃圾的確存在，真正在國際學術界能夠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科研成果也確實不多。
清華大學教授邢新會說，現在科研管理者動輒就談某項研究得了多少獎，發了多少篇SCI論文，連工程研究也要求有多少SCI論文。自然科學研究和工程研究應有不同的評價標準。管理的多元化，是科技界尤其需要關註的問題，只有多元評價，才能讓大家安心做下去。
在中國科學院工程熱物理研究所副所長黃偉光看來，我國目前的短板在於如何把技術工程化，使之成為實際生產力。他說：“我們可能有很好的大腦，很巧的雙手，但是二者之間的東西沒有。”
他說，科技人才並非都是搞理論分析和科學實驗的。高級工程師非要去弄個“教授”或“研究員”頭銜才顯得有地位、有水平，這是不正常的。國家從導向上對工程技術人才應該有合理的定位。
多年以前，南方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曾在工廠工作。他“非常崇拜”那些能工巧匠。他至今仍記得當時在沒有起重機的情況下，工人師傅如何挪動大型設備的場面，“太讓人信服了”。他還常常想起那些吹玻璃的工人，想要什麽形狀就有什麽形狀，這些技藝不是文憑能夠證明的。在那時，高級工人“比教授還厲害”。
“我就不知道為什麽我們國家多年不解決這個問題。現在的評價體系不僅使得我們科研受到損害，而且是毒害了我們的下一代。年輕人都不知道做科研是什麽目的了。”馬誌明院士說。
馬誌明還記得老一輩數學家許寶祿的一句名言。許老生前說過，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為發表在有名的雜誌上而出名，而是希望雜誌因為發表了自己的好文章而有名。事實上，他的很多論文都是發表在國內期刊上。
但現在，馬誌明說，連國家科技獎的評審都要考慮一項研究成果是發表在哪本雜誌上。國外權威雜誌多少分，普通雜誌算多少分，反而忽視了論文本身的內容。“這真的是有害的。”他說，在這種評價體系下，好的文章都不發表在本土雜誌上了。
據上海大學教授、《生理學報》副主編吉永華介紹，我國以前在人工牛胰島素、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都是發表在國內學術刊物上。可眼下，科學家們渴望在英國《自然》和美國《科學》等高端雜誌上出現自己的名字，形成了一種新的偏執的追求。
《自然》和《科學》都是世界一流學術期刊，文章被引用率很高，“影響因子”居於領軍地位。吉永華說，在SCI指揮棒下，科研人員不得不搞“短平快”的研究。而在一些人批評我國盲目追求SCI論文導致不少垃圾文章之後，很多單位為了在“頂尖論文”這個指標上趕上去，又開始追求雜誌“影響因子”了。現在有人還會邀請《自然》和《科學》的負責人到中國，請吃請喝，跟人家套近乎。
這種局面的另一個惡果是——我國的學術期刊被逼到了邊緣，失去了國際上的話語權。吉永華指出，很多被逼急的中文期刊改出英文版，結果國內的人不想看，國外的人也不想看，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雜誌。
清華大學教授樸英認為，要想改變這種情況，教育部就要“摧毀”針對博士生的評價體系。因為，高校將論文篇數分攤到每個教師頭上，並將博士生的畢業門檻設定為發表幾篇SCI論文甚至“頂尖”期刊論文。
海軍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主任尹卓也指出，“這樣的評價體系應該先摧毀為好”。他說，很多發達國家並沒有統一的科技評價體系。我國有這麽多科研院所，應該自己進行切合實際的評價。科學是五花八門的，為什麽要統一呢？
今年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中星微電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鄧中翰領銜研製的“星光一號”芯片誕生10周年。這是我國第一枚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具有世界領先水平的百萬門級超大規模專用芯片。
鄧中翰將公司的成功歸結為一句話：“我們堅持必須在市場上打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產品，而不是簡單的寫報告、發表文章，所以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成果。”這位年輕的科學家說，自己多年來一直在呼籲，創新不是為了得獎，不是為了發表論文，不是為了評職稱。
可“論文崇拜症”眼下正困擾著眾多科學家。楊世林悲觀地說：“如果按照現在的評價體系，我們不可能出現天麻、黃連的成果。”
他說：“我覺得評價體系就是一個導向。你要把科學研究引到什麽方向？”
“本來GDP也好，SCI也好，它們不是不好，問題是一到了中國人手上就往死裏整。”這是另一位科學家的感慨。(中國青年報；記者 張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