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出租車的時候，全國政協常委、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經常會問司機：“日子怎麽樣？” 他得到的答復往往是：啊呀，日子倒還好，就孩子上學的問題……
提起教育，仿佛每個人都是專家——這是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鐘秉林委員的體會。他說，現在不光搞教育的關註教育，不同群體、不同個體都在關註教育，而且“每個人都有話要說，有話可說”。從政協提案就能看出來，各界、各組都會提教育問題。
在有關教育的所有方面，都存在截然相反的理念和利益沖突。去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年—2020年)》，為國人描繪了10年間的教育藍圖。還從來沒有哪一個專項工作，如此大規模、長時間地反復征集民眾意見。但即便是這樣製定出來的改革和發展方略，仍然不能令人人都滿意。
各方意見最一致的是“加錢”——教育經費投入盡快提高到占國內生產總值4%。這是很多人尤其是教育界多年呼籲解決的問題。據政府有關部門消息，這個問題今年即將畫上句號。
但即便是“加錢”的意向，其實也一直有人反對。有相當多信奉“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的經濟學者對教改發表意見，頭一條就是取消公立學校，把教育完全交給市場。如果非得辦公立校不可，也要實行“教育券”製度。投資私立營利性教育的企業家們更是一直為此呼籲。
最近各方意見分歧最大的，則首屬大學自主招生。報紙上、網絡上已經炒了近半年。
在教育問題上為什麽難尋共識？教育為何動輒得罵？
用葉公好龍的態度迎接改革？
“不同的利益群體，訴求不同。我覺得批評多是好事。”鐘秉林對記者說，“我們國家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了，越來越多人想接受教育，想接受好的教育，這是好事。我個人倒是有平和的心態。”
最常挨罵的是高考。高考被世人詬病最多的是模式太僵化，“一考定終身”的方法不科學。
後來，高考有了改革，根據每個地域不同的特點，嘗試分省命題。批評的聲音又來了，甚至遠遠蓋過了對這種探索的表揚。
北京市嘗試單獨命題，第一年的重點分數線大大提高，被外界批評：在全國一張卷子的情況下，北京重點分數線位居全國後幾位，北京故意把題出得很簡單，是給自己擦粉吧？
過幾年，北京試卷出難了，批評又來了：這是為難考生，難題並不能考察學生的真正水平，不能體現區分度。
自主招生就更是如此。2003年，教育部放權部分高校試行自主招生。很多人叫好，認為自主招生提供了選拔人才的更多元的“尺子”。但同時就有很多人擔心：公平性怎麽保證？那些試點的名校是不是為了“掐尖”？農村的孩子有機會參與這場遊戲嗎？
“當改革真正來的時候，我們對它的求全責備太多了一點。”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全國人大代表張誌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對於這樣的改革，人們應該少一點“葉公好龍”的態度。
“我們都呼籲‘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孩子’，但是當我們多了幾把尺子的時候，我們就反對它，說這個可能有社會不公問題，可能有腐敗問題，可能選不出所需要的人才。有一些批評，我認為是非理性的。”張誌勇說。
張誌勇指出，應當註意到，社會上很多人也在倡導教育改革，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的改革方案走下去，反而可能會導致倒退。
“現在的環境真是太不好了。”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張濟順委員說，各校都處在摸索階段，探索高校的招生自主權，探索中學的辦學自主權，但是還沒探索多遠，大家就紛紛指責。
“自主招生是一種探索，總要給時間慢慢地找到一套或者幾套辦法。如果不改革，還是按照既定的高考走下去，這個指揮棒的消極作用永遠也不會消失。” 她提醒說，理想與現實總是有差距的。
不要提過高期望來討好公眾
張誌勇代表承認，人們批評教育，首先確實是因為教育自身有不足之處。
“教育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我們管教育的人。是為了孩子健康成長打基礎來辦教育，還是為了政績來辦教育，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因此，張誌勇提出，首先要解決黨政官員的“教育政績觀”問題。
張誌勇對記者說，有些教育工作者認為，所謂“辦讓人民滿意的教育”，就是讓每個孩子都能升入重點中學、重點大學。這可能嗎？
在葛劍雄委員看來，這些年的教育改革，很大的一個缺點，就是政府給百姓開的支票太多，造成大家期望值太高。這樣一來，大家都會感到失望。
他舉例說，“綱要”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40%。這個目標即便實現，公眾也不一定會滿意。當毛入學率真正達到40%，如果教育質量得不到保證——比如現在有些大學恐怕連重點高中的水平都沒有——到時候升大學不是問題了，但都擠著升到名校，能滿意嗎？
“教育的改革要積極推進，但是千萬不能用過高期望討好公眾。”葛劍雄委員說。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柯楊委員說：“我覺得這幾年有個困惑。我們看到，國家對教育的投入上有改善，毛入學率也有提高，但我看到周圍的年輕學子，總體來說不是特別高興，好像教育給他們帶來的痛苦很多。”
“我們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中國人的心智是不是真的通過我們下了這麽大工夫的教育，得到了挖掘？”柯楊說。
張誌勇說，有很多校長、家長總想教育孩子做“人上人”，對孩子有形無形、有意無意地灌輸“知識改變命運”，改變所謂“臉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不做農民，不做工人。這是什麽樣的教育價值觀？鄙視勞動者，我們的勞動價值觀上哪兒去了？
教育問題的根源在社會
然而，張誌勇無法對人們說清楚上大學無法改變命運的道理。
用葛劍雄的話說，當每個人都發現普通的工人、農民社會地位不高，而社會地位高的人是通過考大學得到的地位，你怎麽去讓人們相信你說的道理？
“我認為本質的問題是社會不公，引起了階層之間的過大差距。”葛劍雄說。
在葛劍雄年輕的時候，大學只有少數人能上，門路很多，不一定非要念大學。念師範、上技校、做學徒，沒有人覺得是可恥的。但現在，人們認為只有上過大學的才是“人才”，好像除了上大學沒有別的出路。教育不是學校的事兒，成了全民的事兒。在這種觀念影響下，考不上大學、考不上好大學，人們就會罵“教育製度有問題”。這是荒唐的。
在張濟順委員看來，在這個背後，還有一個很大的價值觀的問題——到底什麽是成功？
張濟順上中學的年代，對很多人來說，當工人就是成功的標誌。而1977年恢復高考後，進入大學的她拼命地讀書，希望把失去的10年時間找回來。同學們也都沒有特別多的個人職業設計。
張濟順說，在社會的劇烈轉型和變動中，經濟發生了這麽大的變革，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都面臨著重建，而教育也是其中的一環。
葛劍雄說，如果一個社會能夠為人提供廣泛的出路，人們就不會把上升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升學這一條獨木橋上。而且，如今多數孩子是獨生子女，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一個孩子身上，不允許出現失誤，就過度關註教育了。
柯楊委員指出，教育原本的功能是教化人，讓人脫離人性的弱點，教人生存的本領，還有一個作用是改變人的社會地位。這個作用在過去這些年裏，在高度功利化的社會中，被強調得過分了。人們把改變命運的籌碼都放到升學上了。
她說：“我們的社會目標是單一的，不是多元的，過分以物質利益為追求。所有的人都覺得應該進北大，其實不是所有人都適合進北大。對教育期望值的單一，其實是因為社會目標的單一。”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的罵名，是教育界自身無法全部洗掉的。因為教育問題的根源在社會。葛劍雄舉例說，戶籍製度與升學掛鉤，逼著孩子千軍萬馬走獨木橋去考大學；高校“去行政化”，首先需要從公務員、從政府部門改起；家長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師，家長整天商量貪贓枉法，孩子誠信得了嗎？任何改革都需要各方面配套，只改教育，相當於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中國青年報；記者 張國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