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拔尖人才的培養，對於增強國家的核心競爭能力，對於科學研究水平的提升，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所以，世界各個國家及我國港臺地都非常重視創新拔尖人才的培養工作。 美國國會1958年通過國防教育法案，要求聯邦政府提供資金培育數學、科學和外語等天才學生，後來通過的《天才兒童教育法》、《傑維斯資賦優異學生教育法案》及其修正法案都特別強調，學校必須為資賦優異者提供特殊的活動或服務，以培養發展其特殊的潛能。
德國1985年在聯邦政府設置天才教育署，慕尼黑大學等也開設天才教育課程，培養天才教育師資，各地天才學生課後研習和夏令營活動廣泛展開。德國政府亦視天才教育為在國際商場上有效競爭的必要措施。
韓國2002年發布了《英才教育實施令》，還為創新拔尖人才的培養設立了科技高中等專門培養機構。
2000年，我國香港特區教育署發表資優教育發展文件，提出一個三層推行模式，引發出一連串相關的資優計劃。1984臺灣《特殊教育法》頒行，包括資優教育條款。1995年臺北市資優教育發展協會成立，2000年臺北市成立臺北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
在我國內地，創新拔尖人才的培養雖然在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和北京八中、中國人民大學屬附中學等學校進行過一些嘗試，但總的來說並沒有形成規模，也沒有政策法律的支持。一些地區進行的改革創新也步履維艱。
如2008年北京啟動的“翱翔計劃”，兩年來從高中生中選拔了300名優秀學生，他們在物理、化學、生物、地理、信息技術、數學等6個與高中理科課程對應的學科領域，可以接受大學教授的輔導，到相應的高校或者研究院實驗室進行科研實踐活動。“翱翔計劃”還為每一個學員量身定做科研訓練計劃，提供必要的科研經費。雖然許多學生在這個計劃中收獲非常之大，但是現有的高考製度和中學的培養模式，仍然無法真正為創新拔尖人才的脫穎而出提供良好的條件。參與其中的資優學生表示，“我們面臨高考的壓力，需要在日常學習與‘翱翔計劃’之間取得平衡。既要不占用日常學習時間，又要付出更多的時間作好課題研究。這個‘度’很難把握。”同時，許多父母迫於高考的壓力，對項目也越來越不支持。
所以，我認為，應該從體製機製等方面根本上解決創新拔尖人才的培養問題。建議在國內外已有資優教育經驗的基礎上，確立創新拔尖人才培養的國家戰略。
對於那些在某一領域具有超常素質或癡迷興趣的學生，采取特殊的招生、辦學、管理模式，要舉辦一批專門培養創新拔尖人才的專門學校或實驗班，對確有天賦、特殊才能的學生進行特殊培養。這樣的試點改革建議盡快在北京、上海等地選擇少數學校進行，如將北京八中、人大附中、北京十一學校、上海中學等這些已經在創新拔尖人才培養方面取得成功經驗的學校，改造成為面向特殊創新拔尖人才培養的學校，這樣一方面可以借鑒韓國科技高中的經驗，讓這些學校承擔起培養創新拔尖人才的任務，另一方面讓他們規範辦學，不與其他的公辦高中走同樣的道路，讓公辦普通高中學校更加均衡地發展。
同時，在這些學校，要系統研究開發一系列創新拔尖人才的識別技術與標準，建立與完善創新拔尖人才培養的教育內容、教育模式與教育標準，開發具有一定深度與廣度、富有挑戰性的核心課程、綜合課程、創新實踐活動等，並且形成大學、科研機構、社會教育機構與企業等社會教育資源有效參與的社會支持系統。
朱永新：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蘇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摘自朱永新著《給中國教育的100條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