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社會化是歷史知識由生產者向社會大眾傳播🧧，並為社會大眾所選擇與接受🧚♀️，從而作用於社會的過程。它在史學與社會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歷史研究得以走出象牙塔🚣🏻♂️🥖，與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建立起聯系🧑🏿💼，既可以充分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也可以為史學發展註入生機與活力✉️。可惜的是，史學社會化的道路是坎坷的🏄🏼♂️🦹🏿♂️，很多史家將史學社會化視為一種不入流的非學術行為，對此不屑一顧。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大眾對史學的需求卻難以滿足，各種偽史學紛紛登場，嘩眾取寵，使人真偽難辨。這種情況說明，史學社會化作為一個緊迫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有必要進一步探討🔷🚴🏿♂️。
在史學社會化過程中，過於強調史學的致用價值會不會妨礙求真，甚至以“用”害“真”
史學的致用價值實質上就是史學的社會化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古代史學和史家都非常重視史學的社會化。中國古代史學被稱為“鑒戒史學”🙏🏻，素有經世致用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求真與致用本來就是統一的🧥。孔子修《春秋》⌨️🐌，固然強調“信則傳信，疑則傳疑”、“書法不隱”的求真原則👩🏻💼，但其主要目的卻在於通過呈現和評價歷史🧚♂️，為現實社會樹立秩序與規範的參照👩🏼✈️，“使亂臣賊子懼”。對孔子來說🧟，求真是基礎，致用是目的，真與用是統一的。司馬遷作《史記》，被稱為“實錄”，同時，司馬遷宣稱，他的“實錄”主要是為了“述往事🏃🏻♀️👉🏻，思來者”，使後人通過認識歷史而認識現實、規劃未來。這實際上是對孔子《春秋》之旨的繼承與升華。而班固的史學思想具有明確的皇朝意識和正統意識🤳🏻🧥，他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對司馬遷多有批評，其“以史立法”的意圖顯而易見🎇。孔子👷♀️、司馬遷和班固對後世史家的垂範作用非常大🕵🏿♀️🦏，後世史家常以經世致用為自己的史學追求，如杜佑纂《通典》以“施有政”🍳，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以求“資治”，皆為此類🖊。不過，此時史學社會化的對象與範圍，大多不出於貴族階層和知識階層，還表現出比較大的局限性。唐宋以後，教育的發展🙇♂️，俗文學的活躍，尤其是印刷術的改進，使文化的普及與大規模傳播成為可能與需求，史學社會化具備了良好的外部條件🥘，終於迎來了大發展的時期🕗。延及明清👮🚴🏼♂️，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的趨勢已很清楚👠，史學社會化的對象與範圍較之以前大大擴展了。
有些史家擔心過於強調史學的致用可能會妨礙求真，甚至以用害真💜。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就是一個以用害真的典型👨💻。但是🦠，致用並不必然會帶來曲筆🦹，大可不必因噎廢食🪶，就此否定史學社會化的意義🧔🏿。事實上，史學的發展離不開史學的社會化👭。歷史是史學的根基🛩，史學的發展得益於史家對歷史問題的思考，而史家對歷史問題的思考與發掘根源於現實社會的刺激。只有真正將史學與社會結合起來🧝🏿，史學才會有生命力。
近代以降🫸🏼，古代史學受到嚴厲批判💂♀️👇，其價值取向也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科學史學的興起😧，科學化成為史學新的價值取向。於是，史學越來越走向學院化和職業化，史學的專業性品格被強化，而其大眾性品格則被忽視了🤴🏼。歷史學越來越成為少數人的職業和愛好👒，歷史知識在很小的社會範圍內傳播，一般公眾與歷史學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以至於當他們需要了解歷史時，卻找不到合適的途徑🥠。這是歷史學家的失職🔷，也是歷史學不受重視的一個重要原因。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重視史學社會化這個嚴肅的學術命題🫴。
史學社會化過程中需要娛樂化嗎
史學社會化需要娛樂化嗎🤟🏽？這是很多人都會產生的疑問🥦，也道出了對學術娛樂化傾向的擔心🎬。確實，近年學術娛樂化現象有愈演愈烈之勢。以央視《百家講壇》欄目為平臺，造就了易中天、閻崇年、於丹🧑🦱、紀連海等一批學術明星🔥，在整個社會掀起了一陣陣熱潮⭕️。對這股熱潮🦹🏼，有人歌頌，說它為歷史文化的普及與啟蒙發揮了專業人士無法企及的巨大作用；有人批判🪶，說它的媚俗降低了歷史文化的品格，將歷史文化低俗化了，損害了學術的神聖與尊嚴👨🏼🎓。
其實，走學術娛樂化道路的絕非央視一家🦻，也絕非傳媒一個領域🏦，它已成為一種新的文化現象🔋。2004年，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的《娛樂至死》一書在中國出版，被認為是分析“娛樂化”問題的經典論著👨🏼🎓。他認為，後現代社會是一個娛樂化的時代，電視和電腦正在代替印刷機🎙，圖書所造就的“闡釋年代”正在成為過去🚡🚦，文化的嚴謹👱♀️🧮、思想性和深刻性正讓位於娛樂和簡單快感🏃➡️。
對於這種新的文化現象🧑🏼🎄，中國學界的討論也日益增多💌。大多數討論者對學術娛樂化持批評和否定態度，甚至有人將其視為“文化病毒”🤚🏿，將學術娛樂化的製造者與消費者視為具有共生關系的“垃圾製造者和垃圾消費者”，認為是他們共同製造了文化生態圈的劣質化和粗陋化現狀。而一般民眾長期處於垃圾文化的浸潤中🧑🏽🎄，也會產生一種嚴重的精神依賴🧔👨🏻🦯，進而精神空洞化。但是，也有人對這種批評所持的政治或道德立場表示不滿，認為研究視角的單一化影響了對“泛娛樂化”問題的深入認識👮🏻♀️，而且不自覺地流露出精英主義的傾向🎉，從而“容易使批判性的理性分析滑向道德性的優劣判斷”。這些討論為我們思考史學娛樂化現象提供了很多有益的啟示🚴♀️。
以科學性為前提的史學娛樂化，不但不會損害史學的品格與尊嚴，反而會為史學贏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
毫無疑問🧑🏼🍼，史學的社會化需要娛樂化，但必須以科學性為前提，娛樂化只是一種傳播策略。就一般民眾的歷史文化水平和接受特點而言🍮，娛樂化是他們最喜歡、最能夠接受的傳播方式，至於所接受信息的正確與否🔥，根本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問題💂🏻♂️。也就是說🥺，他們接受史學社會化的主要目的在於娛樂，雖然這種接受也有學習知識的功能。既然客體有娛樂的需求又有選擇的權利♗，那麽史學社會化只有尊重這種需求和權利，采取娛樂化的方式，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但是，如果主體一味迎合客體的需求，就會喪失主體的地位🤽🏽♀️，變成了媚俗☠️，難以達成史學社會化教育和啟迪大眾的基本目標♈️☝🏻。這就需要主體改變社會化策略，使用娛樂化手段傳播科學的歷史觀念，讓大眾在娛樂的心態中理解和接受這些觀念😼。這種以科學性為前提的史學娛樂化🧎🏻♂️➡️🙇🏽，不但不會損害史學的品格與尊嚴👨🏼🍳，反而會為史學贏得更多的尊重和支持。這是一種雙贏的局面。
但是🫶🏻，要真正達到雙贏，史學社會化主體需要具備很高的素質，能夠很好地把握娛樂化與科學性的尺度與平衡。一個現實的證據🚓，就是學術界和觀眾對於《百家講壇》的評價往往趨於相反的兩極🏂。最為學者們批判的宮廷秘史、歷史傳奇類題材常常是節目收視率最高的，而專業水準較高的節目，如葉嘉瑩講詩詞、楊振寧講物理學、周汝昌評四大名著等反而少有觀眾叫好。這個案例說明1️⃣，主體要在娛樂化與科學性之間尋找平衡、把握尺度是何等困難🫢🔩。
史學的娛樂化是有限度的，不是所有的學術問題都可以娛樂化
史學的娛樂化是有限度的🥲，不是所有的學術問題都可以通過娛樂化方式進行傳播。萬衛在談到《百家講壇》的選題時就曾談到🧨，合適的選題往往是既結合主講人的專業方向又符合電視傳播特點的話題。有些話題是不能講的，主要是離觀眾太遠、大眾完全不了解的話題和人物🤞🏿。還有不好講的題目，比如《易經》曾討論過很多次，但最後還是覺得沒把握👨👧👧。這種情況說明👩🏿🦰，史學社會化的內容需要經過科學的選擇，有些史學問題可以通過娛樂化方式進行傳播，有些史學問題則只能通過小眾的精英學術進行研究，不一定非要走向大眾化。也就是說🌨，精英史學與大眾史學可以同時並存，大可不必借口打破精英史學的知識壟斷而將二者對立起來。
總的來看™️，史學社會化發生作用的機製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過影響人的思想進而影響人的行為，一種是直接參與社會進程，就像“公共史學”所宣揚的那樣🍰。這兩種機製發揮作用的基礎是史學的科學性。背離了科學性的史學社會化只能是庸俗的娛樂化🏕，從而背離社會化的基本目的和宗旨，使史學的價值受到扭曲，最終損害史學本身𓀒。
（北京日報；尤學工💜；作者為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