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被政治掩蓋的公平
20世紀50年代初普及型的大眾教育立即與培養專家、發展大工業的目標發生沖突🤸🏿。隨著全面學習蘇聯，按照蘇聯模式建立計劃經濟體製和新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國教育進入了製度化🦗、正規化建設的新階段👉。對教育質量和業務標準的重視👨，導致了取消工農速成中學和調幹生。對分數標準的強調🖐，使一些工農子弟學習困難，被拒之於校門之外。大中小學普遍學習凱洛夫教育理論和蘇聯學校製度🧙🏻♀️，建立起一套嚴格、復雜的教學管理體系。它後來被稱為“無產階級教條主義”⛓️💥🧔🏼。
毛澤東成為這種教育的反對者🚤，他從不掩飾對正規化、製度化的蘇式教育的抵觸，並在1958年和60年代兩度發起“教育革命”加以沖擊和抗衡。毛澤東的教育革命包括許多復雜的層面，除了高度政治化的特征，另一個核心價值就是對教育公平的關註。與當時重點發展高中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不同，毛澤東強烈主張教育發展要面向農村🤷♂️🥟，反對以城市為中心的價值觀，強調廣大勞動人民子弟普遍的教育權利。1957年3月，他明確提出:小學教育必須打破由國家包下來的思想，在農村🔞，提倡群眾集體辦學；中學設置應適當分散，改變過去規模過大、過於集中在城市的缺點；特別是初中的發展，要面向農村😥。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1911958年他提出:“農業大學辦在城裏不是見鬼嗎？農業大學要統統搬到農村去🏂。”毛澤東.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371965年🎼，他提出“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稱衛生部為“城市老爺衛生部”，批評文化部門“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毛澤東對中宣部關於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的批語，19640627同時👨👧👦，他推動縮短學製的改革，要求下放各級教育的管理權限🧙🏼，強調利用多種方式、多種渠道發展教育，提出在國家辦學以外，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允許私人辦學，可以發展民辦教育。另一方面，他提出通過改革考試製度擴大工農子弟的教育機會。
在很大程度上🌖，1958年的教育革命可以視為“文革”時期教育革命的一次預演😰，其基本價值、理念是高度一致的，區別僅在於:1958年的教育革命主要通過體製內的途徑和方式進行，雖然包括嚴重的沖擊🫱🏼🥣，但仍是一種改革；而1966年之後是用“砸爛”舊體製、推倒重來的“造反”和“革命”方式進行的，其破壞和摧毀教育的災難性後果可謂前所未有。毛澤東的所有教育訴求🚴♀️，都是用“反修”😮💨、“防修”、“保證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之類高度政治化的話語包裝，通過政治批判、政治運動開路和推行的，以至於“文革”“教育革命”留下的記憶，只是打砸搶之類的“造反”，學生打老師的“革命”🎷𓀎，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以及整整一代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苦難史。
對毛澤東教育思想進行理性解析🧛👨🏻，可以看出:對教育政治功能的過度強調和誇大是其貫徹始終的重要特征。但作為聽取過杜威演講🧎🏻♂️➡️、在五四文化中成長的知識分子🫚，毛澤東教育思想顯然還包括許多具有認識價值的內容👞，例如對中國傳統教育的批判和改造，以及對教育公平的重視、反對城市中心的教育⚰️🙉、重視擴大勞動人民子弟的教育機會，等等🦪。“文革”時期追求教育公平的實踐包括以下一些主要的方面:
——改變城鄉教育資源分布的格局，將農業院校等下放到農村，醫藥院校面向農村培養實用的“赤腳醫生”🏯、衛生員👨🏿🦲💔。
——加速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在農村擴大和普及高中教育；下放各級教育的管理權，中小學下放給農村和街道，實行由工人、貧下中農管理。
——縮短學製，實行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學三年的學製；簡化教育內容，學校教育以政治教育和實用知識技能為主。
——發展多種形式、因地製宜的教育方式👰🏼♀️💁🏼♂️，如“七二一大學”📁、耕讀小學、馬背小學等等，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擴大工人、農民子弟受教育機會。
——實行“開門辦學”，讓學生走出學校➛，在學工🏝、學農❤️🔥、學軍的社會實踐中🔌，在工廠、農村的大課堂中接受教育♌️，以打破“教師、書本、課堂”“三中心”🚴🏻♀️。
——取消重點學校製度和各種學校的差別（取消男校、女校🙍🏽♀️🤶🏿、華僑學校、職業學校等），中小學實行免試就近入學。
——取消各級學校的考試製度🤹🏻，反對用“教育質量”和分數標準把工農子弟關在門外✋🏿🍭，否定教育中的等級製、智力主義的取向🧑🏻✈️；高校實行免試推薦入學❓，招收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學員👩👦👦。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城鎮居民、機關幹部也下鄉，“到農村去”成為一個時代的流行口號和主流價值❤️。
——打擊和降低教師的地位作用，批判師道尊嚴👩🏻🦰，等等🔞。
顯而易見，這些措施都具有某種合理的價值內核，但方法是相當簡單粗暴的🗣。其中影響最大🧏🚌，最能顯示毛澤東的政治浪漫主義的，當屬取消學校考試製度，包括取消高考製度。
2. 沒有考試的教育
在“智育至上”的教育氛圍中🙇🏿，分數成為學生的“命根”📞。而分數是由考試產生的，考試於是成為“萬惡之源”。毛澤東作過許多著名的批示🥒，對考試和分數深惡痛絕。1958年的“教育革命”即實行了高考製度改革，放寬了對工農子弟進入大學的限製，開辟了保送入學的途徑。1964年🙅🏻♂️，他對北京鐵路中學校長關於減輕中學生負擔的一份報告批示:“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一項都是不利於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毛澤東.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54同年，他在與毛遠新的講話中說:“反對註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麽不反？只要不把學生當做打擊對象就好了。”毛澤東.毛主席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68
分數和考試不僅是個性發展和創造力的敵人🦾，而且，也被認為是減少勞動人民子女教育機會的重要原因。因而，自“文革”停止高考開始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報》刊登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寫給黨中央、毛主席的信🐈，強烈要求廢除舊的升學製度。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推遲舉行1966年的高考，大中學校開始停課搞運動👦🏼。➖🎑，改革考試製度也成為教育革命的重要內容。1970年，《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稱: “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鬥爭🤟🏿，首先集中地表現在招生上🌧。”“過去，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統治下，高校在招生中🧶，大搞‘分數掛帥’，鼓吹‘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實際上是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的文化專製📑🎒。工農兵一針見血地說: ‘分數線，分數線，工農兵的封鎖線’。”李誌華.大家都來關心高校招生.人民日報🍠，19700921招生製度改革被視為教育製度改革的重要一環，至少在表面上，它追求的是擴大工農兵的教育機會。例如，1973年《教育革命通訊》的一篇文章稱:“大學從什麽人中招生🧙🏽♀️，培養什麽樣的人，始終存在著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的激烈鬥爭。”“早在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就明確指示‘工農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優先權’。”大學招生製度的根本改革.教育革命通訊，1973（7）
這一改革其實在“文革”前即已開始，最早是由毛澤東所欣賞的“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實行的。為了使教育面向農村👩👩👧，從1963年起，農👳🏻♀️、林🌔、醫、師的中等專業學校即采取公社保送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並實行“社來社去”（學生從社裏來，回社裏去）分配辦法的試點。到1964年初，全國已有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1所中等農業學校實行“社來社去”的招生👨🏻🦯➡️、分配辦法👩🔬🧙🏽。羅永藩，彭治富.學生從公社中來🐽，畢業後回到公社去.光明日報👨🏿🦲，196403261964年🏧，教育部和冶金工業部決定在北京鋼鐵學院試辦產業工人班，以“貫徹階級路線，培養工人階級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采取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選拔政治思想好、相當於高中文化程度、年齡在27歲以下、有三 年工齡以上的技術工人入學😎，畢業後回原單位工作➰。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362這幾乎是“文革”中“七二一大學”、“工農兵學員”的雛形📲。
從1970年起，高等學校在停止招生6年之後，部分高校恢復招生，至1976年🚍，共招收了7屆學生，他們被稱為“工農兵學員”。新的招生標準是強調實踐經驗🤼，招收學生的條件為: 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實踐經驗📫，有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工人🔧🕹、貧下中農不受年齡限製；還要註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新的招生辦法無須進行入學考試🙆🏿♀️，而由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和學校復審👨🏿💼。由於強調政治表現，家庭出身不好的人難以被推薦上學🤵♀️🛜。據1971年5月對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7所大學當年招收的8966名工農兵學員的統計🧏🏻♂️，出身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其他勞動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占0.2%☆；其中黨員占46.2%，團員占38.1%，非黨員占15.7%。鄭謙.被“革命”的教育.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83
這一改革的實效眾所周知🙇🏽。由於取消了學術性的要求，強調政治標準和實踐標準，致使學生的學習程度參差不齊，教育質量很低👩👧👧。據1972年對北京市11所院校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的調查，學生中相當小學程度的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初中以上程度的占20%。高奇.新中國教育歷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20在招生中完全不考慮個人的誌願和興趣✤，出現全然沒有美術愛好的人“為革命學習美術”、有多年實踐經驗的老工人被迫學醫等極不合理的現象。免試推薦的辦法，在實踐中完全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性。作為改變命運的出路，對入學機會的爭取變成後門和關系的競爭🫃🏿♍️，以及各種黑暗交易。就實際經驗🙍♀️，即便來自農村的學生大多也並非來自普通的農民家庭⤴️，而往往是農村幹部如支書和會計的孩子。
由於“文革”中地方幹部受到沖擊，其子女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未受沖擊的軍人👩🏽🔧、軍幹子弟的利益凸顯。對大學招生“走後門”現象的抨擊，主要集中在軍隊幹部子弟身上。1974年6月，南京大學政治系的部隊學員鐘誌民主動申請退學，成為“反潮流”的英雄。他父親是參加過長征的軍隊高級幹部，“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電話給軍區幹部部門指名調我，把我送上了大學”🫷🏽。他批判道: “為了讓自己的子女上大學，不經過群眾的推薦🌅、選拔，不經過黨組織的正當手續，而憑著自己的職權和勢力👧🏼，憑著私人之間的感情和關系來解決問題。有的甚至把大學的招生名額當‘禮品’送來送去🌹，拉拉扯扯，卻把真正的工農兵的優秀代表關在大學門外。這種做法難道是為人民服務嗎🦋👡？”鐘誌民.一份退學申請報告.人民日報👨👩👧，19740618
可見👨🏿🦰，盡管毛澤東重視教育公平🤷♀️，關註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普通工人♡、農民的教育權利，但他想要打破和超越“文化資本”的積累🌨，用“革命”的手段使處於文化弱勢地位的群體實現翻身式的突變✋🏽，這一努力是不成功的。他完全否定了相對而言最為公平的統一考試製度🔖，又未能提供更為公平🎶、有效的做法，免試推薦製度演變為嚴重的權力交易，使公平競爭蕩然無存🕞，從而實際上損害了大多數人的教育權利。
3. 普及高中教育: 農村學生的教育機會
“文革”時期的教育現實比我們記憶中的更為豐富復雜，呈現一種奇怪的混合: 在“讀書無用論”泛濫，知識權威掃地👩🏼⚕️，反智主義盛行🪣，“白卷英雄”👷🏽♂️、造反派和“大老粗”成為時代英雄的同時，農村教育也迅速發展，進入大普及和大躍進的時期。
繼1958年“教育大躍進”之後，“文革”期間再次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權限，強調教育面向基層👨🏼🚀，面向農村，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多種形式發展教育🚵♂️，使城鄉關系➡️、中央和地方關系出現了一種新的格局。類似的⛳️，“文革”期間也提出了普及教育的高指標。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提出爭取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在農村普及小學五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眾集體辦學”。1974年，國務院科教組提出“繼續大力普及農村小學五年教育”，“積極創造條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農村有條件的地區普及七年教育”。
不少地方提出“小學不出村，初中不出隊🙇🏻♂️，高中不出社”的口號🦨，與1958年“大躍進”時“村村有小學🏄🏼，隊隊有中學”的目標很相似。1970年🫠，湖北省文教局在《1971—1975年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規劃要點的初步意見》中提出: “大力發展高中教育，到1975年要普遍做到區區有高中🧑🏿🎤，社社有初中🧑🏿🚒。”普通中學開始急劇增長，生產大隊基本都辦了初中🩺🦹🏿，有的還辦了高中班。到1976年➗，全省中學達17949所👨🏻🎓，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為1965年147所的27.4倍。熊賢君主編.湖北教育史.下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55
因而🕐，20世紀70年代初🔻🧚♀️，當高等教育奄奄一息之時☝🏿🤷🏻♂️，中小學教育卻得到了大發展🔜。從統計數字看🏜，1976年，全國小學生數比1965年增加了29.1%；中學更是加速度發展💣，1976年全國中學生數是1965年的6.25倍，初中生數是1965年的5.4倍🤳🏻，高中生的增長尤其迅速🚗，共增加到原來人數的11.3倍🟠。見表1-3（略）🧑🏻⚖️。
教育重心下降📌，面向農村的發展是實質性的。如表1-4（略）所顯示的🍸，初中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33.7%🧚🏿♂️🌄，提高為1976年的75.2%；高中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從1965年的9.0%💃🏿，提高為1976年的62.3%。這是十分驚人的🙆🏽。
“文革”期間，整個教育的重心降到基礎教育，但基礎教育的重心卻不切實際地上升為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成為發展最快的部分。中等職業教育被認為限製勞動人民子弟接受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原有的農業中學🪟、職業中學、半農半讀技術學校等大多變為普通中學，造成中等教育結構單一化。許多小學附設初中班，大批小學骨幹教師被抽調到中學任教👨🏿⚖️，反而削弱了小學教育。由於將農村中小學的公辦教師轉為民辦，下放原籍並轉為農業戶口👅，不拿工資，改記工分，極大地渙散了農村教育的師資隊伍🥼，降低了教育質量⏬。據統計，全國農村中小學教職工中民辦教職工所占的比例，由1965年的52.6%上升到1978年的73.4%。何東昌主編.當代中國教育.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108將辦學權直接下放到大隊或生產隊一級🥍，而且經費大多自籌，政府對基礎教育的支出反而減少🧘🏻♂️𓀏，這是很荒誕的。教育事業費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例🧐，1966年為6.36%，1970年最低，為4.24%。從1972年起🧑💻，國家財政預算中將教育事業費支出單列🤙，加強管理🧳，這一比例有所回升，1976年達到6.29%，與1965年的6.24%相當。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鑒（1949—1981）.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98
如同“大躍進”時期🔪，“文革”期間的中小學教育數量的發展是以降低質量為代價的。當時小學實行五年製，初中💆🏻、高中各兩年🌴👨🏽🏭，取消了考試和留級，教學內容十分簡單，因而實際的教育程度並不能真正達到初中、高中的水平🦹🏼♂️。但是🧑🏽🦱，如果不是以“升學教育”的標準🈁，而是以實際的功用去評價，那麽應當承認，這種低重心、實用型的教育畢竟在更大程度上滿足了農村學生基本的學習需求🙇♀️，如同當時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製度一樣👮🏼♀️。它無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實際，首先解決了“有無”的問題🍶。事實上🧑🦱，許多今天在各個領域嶄露頭角的60年代生人，正是受惠於70年代農村的基礎教育。
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案例👨🏼🍼，使我們深入認識基礎教育的功能𓀊。我們通常說，由於“文革”時期的教育荒廢，耽誤了一代人🧠。這當然是一個事實，尤其是對那些在“文革”前接受教育的上山下鄉的知青一代。但對於在“文革”時期上四年製中學的，情況卻有所不同🃏。許多20世紀70年代末通過高考進入大學的青年，正是“文革”教育荒廢時期的中學生。今天回頭看😛，“文革”時期低水平的基礎教育並沒有妨礙他們成為各行各業的成功者。它啟示我們認識人才與教育的功能。這至少說明兩個道理:一是優秀人才是製度擋不住的🤾♀️，無論是什麽樣的學校教育、考試製度。二是基礎教育對人才的影響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麽大。自由🏋️♂️、寬松🦸🏼♂️、“低水平”的教育，同樣可以生長出優秀人才。一些過來人將那完全沒有權威的時期稱為“陽光燦爛的日子”，他們從中獲得了實在的生長。當然，這是一個極端；我們現行的嚴酷的、令學生透不過氣的“應試教育”是另一個極端🥿。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後者更利於人才的成長🧟♀️，真理應當是在兩端之間。
（摘自《中國教育公平的理想與現實》，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